6月8日上午10：00，在中心研讨室开展了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解读高水平文献研讨活动。本次研讨会由中心陶东杰博士解读了2017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Economic Uncertainty, Parental Selec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Outcomes”，中心成员张青、李新、严妮、熊鹰等研究员以及博士生徐婷参与了研讨。
生育行为在经济学里被认为是具有经济周期性的行为。经济环境的好坏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在经济环境遭受强烈冲击，未来具有较强的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下降。与此同时，经济冲击对生育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的生育意愿主要面临“收入效应”，生育率下降程度会比较大；而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较低的人的生育意愿主要面临“替代效应”，生育率下降的程度较小，甚至有可能上升。在此逻辑下，一次经济环境的巨大冲击可能会使得之后的一段时期的生育数量下降，更重要的是使得“生育者”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简言之，就是在这段时期，可能更多的“当父母”的人是相对而言比较差的人。这就是文章所提到的“parental selection”。如果“parental selection”存在，那么这些父母养育的孩子的“质量”也可能较差。因此，经济环境的波动通过这一机制影响未来出生的孩子们的“质量”。这一结论对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公共财政支出都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
为了证实上述因果关系，文章利用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一项自然实验开展研究。柏林墙倒塌被证实是一次没有预期的巨大的政治事件，标志着东西德的统一。统一后原东德的人民面临全面“西德化”的冲击。原来的就业“铁饭碗”，社会保障等都瞬间被打破。事件之后，东德的生育率陡降40%，低生育率持续三年半时间才逐步恢复。这被认为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生育率的下降。作者使用柏林墙倒塌后的三年半作为“实验期”，东德出生的孩子作为处理组，西德出生的孩子为控制组，采用DID的识别策略估计柏林墙倒塌与孩子的“质量”（受教育成果）的关系。基于多个微观数据集的回归结果表明，柏林墙倒塌后三年半内东德出生的孩子COW（Children of Wall）的“质量”显著较低。
为了证实这一结果是由于“parental selection”造成的，作者进一步研究发现，COW的母亲们具有显著较低的素质，受教育水平和更加残缺的家庭结构。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还表明，COW的家庭对孩子受教育的投入和关心都较少。作者的理论上的逻辑被逐步证实。然而，COW毕竟是指出生于一个特殊时期的孩子，会不会是这个时期 “time effect”在起作用，而非“parental selection”呢？作者最后使用COW的哥哥和姐姐作为研究对象，发现COW的哥哥姐姐的“质量”也显著低于对照组，从而排除了“time effect”，做实了“parental selection”这一机制。
论文从逻辑梳理、实证研究设计到结果的稳健性的分析都做的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论文对数据的处理，对干扰因素的处理都非常精彩，有许多的亮点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参加研讨的研究员们就文章本身如何定位以及如何设计长逻辑链条的研究展开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