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上午10:00,中心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开展了新学期第一次研讨会。
中心陶东杰研究员报告了题为“Why Are Indian Children So Short?
The role of Birth Order and Son Preference”的论文，该论文由两位印度裔女性经济学家Seema Jayachandran 和Rohini Pande完成，发表于AER，2017年第9期。
印度儿童的发育不良被称为“南亚之谜”（“South Asian enigma”）。作者指出儿童发育不良在印度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更甚于其他一些贫困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使用168,000名儿童的数据，作者发现印度儿童的身高会随着出生顺序的递增而急剧下降—负的孩次效应。经过一系列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作者声称，对长子的偏爱是导致负孩次效应的根源。令人吃惊的是：仅出生顺序这一个变量可以解释超过一半的印度--非洲儿童身高差距。
首先，印度的长子优先传统–父母希望至少有一个健康的儿子，影响着印度家庭的生育决策和资源分配。印度教经文强调死后仪式只能由男性继承人办理，可见长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为了探究是什么机制导致了后出生的儿童在健康上处于劣势，作者尝试在son preference的文化传统和宗教影响方面给予解释。作者发现：1）在母系制度的州，孩次效应会减弱；2）男性比例低的区域，孩次效应会减弱；3）穆斯林教社区，孩次效应会减弱（相比于印度教，伊斯兰教不太强调需要儿子进行宗教仪式，遗产继承规则也不那么歧视女性）。
接下来，为了说明长子偏爱是孩次效应的根源，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并用数据进行了检验。比如，为什么长子偏爱（eldest son preference）是根源而不单单是儿子偏好 （general son preference）?印非身高差是否对女孩更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一个比较巧妙的做法是比较没有哥哥的女孩（girls without older brothers）父母在怀孕期和产后对她的投资的差别，以体现父母的性别偏好。总而言之，后出生的男孩和女孩都会呈现出身高劣势。对男孩而言，是由于长子偏好；如果父母只有男孩偏好，负的孩次效应就不会在都是男孩的家庭结构中呈现。另外，长子偏好从两个方面影响后出生的女孩：第一，后出生的女孩有哥哥的概率上升，在和哥哥抢夺资源中处于劣势（sibling rivalry）；第二，长子偏好会影响父母的生育决策，假设一对夫妻计划两个小孩，其中必须有一个儿子，如果第一个小孩是女孩，这对夫妻意识到可能要生三个孩子才能保证有个儿子，于是他们的生育意愿从两个变成三个；如果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孩，这对夫妻意识到可能要生四个孩子才能保证有个儿子。。。以此类推。在有限的家庭资源的约束下，随着预期家庭规模的递增，后出生的女孩会获得更少的资源（fertility-stopping mechanism）。
这篇论文是一篇典型的使用实证研究（positive analysis）分析工具，实证分析的具体方法包括理论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和经验分析（empirical analysis）。这篇论文的理论分析采用的文字描述，使用最直观的经济人的偏好理论阐述了文章的故事和逻辑。大部分的工作是使用详细的微观数据做经验分析。具体地，采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多元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巧妙地使用多种“异质性”回归结果，做实了因果关系，验证了影响机制。参会老师和学生就如何做高水平的实证研究设计展开了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