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上午9：30，在中心会议室开展了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解读高水平文献研讨活动。本次研讨会由陶东杰老师解读了200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ER）上的论文“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作者是MIT的著名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中心张青、李新、李成、刘冰熙等老师参与了研讨。
“制度决定论”即制度是决定国家之间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备受学者关注。许多研究也认可诸如产权保护等制度的确能够提升经济绩效。历史上的“南北韩”、“东西德”的案例也为“制度决定论”提供了明显的证据。然而，学术界还缺乏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的可靠估计。主要原因是制度本身的内生性问题。因此，要想估计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必须为“制度”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符合要求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相关性，即工具变量与当前的制度有关；二是外生性，即工具变量与当前的经济绩效无关，换言之，工具变量除了通过制度影响经济绩效之外，无法通过其他中间渠道影响经济绩效，同时对经济绩效没有直接影响。
作者结合历史材料，选择了“欧洲殖民者在进入殖民地之初的死亡率”作为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为了论证这个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条件，作者提出并使用历史资料和文献论证了三条假说。第一，欧洲殖民者对不同殖民地的殖民政策存在差异；第二，殖民政策的差异的原因是移民的可行性；第三，不同的殖民政策下建立起来的不同类型的殖民地制度具有持续性，殖民地独立后乃至当今的制度特点仍然与当初的制度相似。那么，“欧洲殖民者在进入殖民地之初的死亡率”是影响“移民可行性”的关键因素，进而影响了“早期制度”，最终影响了“当前的制度”。
为了论证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条件，作者深入分析了“欧洲殖民者死亡率”的来源。通过大量的事实资料分析，作者发现，欧洲殖民者所面临的死亡风险不是简单地由当地的气候和地理决定，而是由疟疾、黄热病引起的。这两种疾病对没有抗体的欧洲殖民者是致命的，而对本地人没有杀伤力。同时，引起这两种疾病的罪魁祸首是各种“蚊子”，而这些种类的“蚊子”在殖民地之间的分布并不具有地理上的规律。因此，“欧洲殖民者死亡率”不会通过影响本地人的健康或者疾病风险，进而通过人力资本来影响当前经济绩效。同时，“欧洲殖民者死亡率”内生于“地理”、“气候”等因素的说法不成立。
作者使用2SLS估计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得到了可靠的结果。进一步，做了许多稳健性检验。一是在回归中分别加入殖民者来源（英、法）、殖民地宗教、法律渊源、气温、适度、欧洲血统、石油质量、自然资源、是否内陆以及民族语言分支、当前的疟疾、当前的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多方面的因素，证实之前的结果非常的稳健。二是分别利用“早期制度”、“殖民者移民数量”和“欧洲殖民者死亡率”做工具变量，然后做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结果支持了“欧洲殖民者死亡率”这一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最后，作者指出，“殖民政策”不是决定当前制度的唯一因素，且文中使用的“制度”是一系列制度的均衡结果，进一步研究决定经济绩效的根本的制度类别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老师们就两个方面的话题展开了讨论。一是讨论中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中有多大程度可以用制度差异来解释，如何度量中国内部各地方的制度差异，如何从历史资料中找到能够作为中国内部各地方制度差异的工具变量。二是讨论工具变量法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寻找合适工具变量的思考路径。